大凉山孩子要走出大山,究竟靠什么?

文章转载自同年网

在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记者找到53岁的吉克拉体。这位县教育和科学技术知识产权局招生办主任,是“悬崖村”走出来的第一位大专生。
全国知名的“悬崖村”即昭觉县阿土列尔村的勒尔社。吉克拉体在办公室翻出花名册指给记者看,阿土列尔村小学的五年级语文考试平均分61.43分,在全县农村小学中排名挤进了前20位。
怎么才及格?“很不错了。”吉克拉体回忆起自己从这所村小毕业的1978年,语文考了22分,数学仅10分。
如今,阿土列尔村小已从悬崖上搬到山下,有企业捐建了全县唯一的钢结构教学楼,信息化和远程教育水平已不逊县城学校,公办教师和支教大学生都来了。“彝族娃娃们都讲普通话。”吉克拉体操着一口四川话。在他读书的年代,四川话便是“汉话”了。他的“汉话”水平直到高中时,还不敢与老师交流,“现在好太多了”。
细细算来,过了近30年,“悬崖村”的孩子们才真正走出来了。吉克拉体之后,很多年“悬崖村”没再出过大专生,而今,17岁的莫色布且和他的弟弟妹妹们都挺有希望。莫色布且已在县城的民族中学读初一,他有不少梦想,想唱歌、当演员,也想在校队打好篮球,更想未来能找个好工作。村里绝大多数大字不识的父辈与祖辈都已明白:一定要让娃娃们读书。

昭觉县城摆摊的小贩们,督促还未上学的孩子们看书。
从乡镇到昭觉县城,早晚或午歇时分,满街是不同年龄的读书郎,仅县城就集中了2万名学生。车过山路,最漂亮的建筑物总是学校,不少住在山里的家庭纷纷到公路旁边租房子,为孩子读书谋方便——除了“悬崖村”,许多孩子都已从群山间寨子里走出。
出“悬崖村”的过程,比这悬崖边上藤条换铁梯,更值得被聚焦。
“吃猪肉与大米饭”
出乎意料的是,“悬崖村”的山上早有村小。在吉克拉体上小学的1973年,村里大多数孩子都上小学。只不过,村民并不觉得读书有什么用。
吉克拉体是幸运的。他父亲是村里极少数对“山外的世界”有概念的人。“悬崖村”在外人看来是天险,可山上土地挺肥沃,自给自足,村民都觉得守在这里挺好。吉克爸爸年轻时有机会当兵,可祖父母死活不肯放他下山:“出去就回不来,会死的。”吉克爸爸后来打听到,当兵转业之后,多少是个“干部”,于是他支持吉克拉体读书:“只要你肯读,就供你读。”
读书成材在村里是个运气活,毕竟,村小条件的确不好:土墙茅草顶,没有黑板,老师在木板上写字,孩子们便拿着尖石头块在地上写。幸运的是,等吉克拉体念到四年级,调来了两位公办教师,孩子们才学会了一些像样的“汉话”。吉克拉体非常努力,才以语文22分、数学10分的成绩考上初中。他的大多数同学都没能坚持学业,一方面是父母在观念上不重视,另一方面他们成绩也不好。
对“悬崖村”的孩子们而言,上初中才是考验的开始。当年,最近的初中是古里中学。虽然是寄宿制,可路途遥远,凌晨4点天不亮就要出门,靠孩子们的脚力,直到下午6点才能到学校,路上饿了只能和着海椒面啃点苞谷——
那时候,上学之路不是沿着悬崖的藤梯下山,而是爬上山顶,翻到山后去。这条路比现今广为人知的藤梯更艰险,坡道更陡,野枝横生。父母们不放心,总要先送他们到山顶,然后一边砍柴,一边目送他们小小的身影消失在山间云深不知处,才回村子去。
1981年,与吉克拉体一起考到县城去的“悬崖村”孩子,不过4人。1984年,吉克拉体考上西昌师专的预科班,后来成了全村第一位大专生。村民们方才明白,吉克家的孩子坚持读书有用,长大了能“吃猪肉和大米饭”。这两样吃食,便是村里对“领工资的人”的概念。
吉克拉体回忆往事,却带着些自卑:直到读大专时他才能用“汉话”与人交流,可遇到漂亮的女生,想约她一起耍,词汇就不够用了。他反复感慨,如今“悬崖村”村小,孩子们都能讲好普通话。
“不上学就罚款”
“悬崖村”出来的莫色布且,普通话讲得很不错。他穿一件胸口绣着彝族特色图案的帽衫,一直笑眯眯的。莫色布且回忆自己的小学,说起去学校的路程动辄以“一天”计,幸亏他家在雷波县某乡有亲戚,住在亲戚家才得以坚持读完小学。
吉克拉体也提及,曾几何时,来“悬崖村”的老师教学不安心,娃娃学习也难坚持,山上的村小办得断断续续,在撤与不撤之间“差点不了了之”。
而上学之路远且艰险,或许只是问题的一面,更关键还是观念问题。莫色布且所在的昭觉县民族中学的校长勒勒曲尔,也是从昭觉山区的彝寨里走出来的。他的故乡比尔乡补各洛呷村,也算是偏远的“悬崖村”,只是上山之路并没那么陡。他跟记者说起两件“不上学就罚款”的往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吉克拉体去西昌师专的1984年,勒勒曲尔那年才8岁。当时为了抓教育,有村规民约,一户人家里必须有一位孩子上学,否则罚款,没钱就罚土豆等粮食。即便如此,补各洛呷村的不少家庭宁可罚款也不送孩子去村小。为啥?因为年仅8岁的勒勒曲尔已能养猪、喂鸡、放羊,顶半个劳动力,送去上学岂不是“亏了”?勒勒父亲为了不被罚款,就让家里4岁的弟弟上学,可勒勒曲尔每天趁放牛间隙,搬了石头垫脚,趴在窗口听课。一日下雨,村小的茅草屋檐滴水,弄醒了他背着的小妹妹,妹妹大哭,勒勒曲尔生怕老师发现他偷听,赶紧逃了。
想不到,那之后,村小唯一的教师贾斯伍且特意来家访,指着勒勒曲尔说:“这孩子是个读书的料。”勒勒父亲暴怒,操起木板作势要打老师:“我家的活没人干,你这是要我的命啊。”也怪不得父母,当年的补各洛呷村,大多数成年人连一张纸都没见过;地里的庄稼,远比读书更“实在”。多亏老师没有放弃,之后三顾茅庐,带了酒来请勒勒父亲喝,酒过三巡再度开口:“让大儿子读书,以后会有大出息……忍一年,小儿子就能帮忙放牛了。”勒勒父亲默默应了。12年后,勒勒曲尔从西昌师专毕业,分配到比尔乡中心校工作,成了全村极少数的“领工资的人”,月薪333.2元。
第二件事,是在2000年后,勒勒曲尔在比尔乡中心校任校长。乡里有数位“钉子户”,宁可罚款交粮也不送孩子上学,甚至为了留孩子在家干活,还发明出“轮流缺课”的方法。勒勒曲尔每到月末,便要跟着乡里干部们按照考勤表下乡罚款。一日,勒勒曲尔遇到一位农忙让孩子逃课的亲戚,一个月孩子缺勤6天,按规定要罚12元。可亲戚两手一摊:要钱没有,家里只有一只公鸡,给你们抱走。众人面面相觑,于是勒勒曲尔私下垫了这12元,亲戚似乎从那时才明白,其实罚款不是目的。
迟到的打工潮
勒勒曲尔想来,被罚款的亲戚原本是恨他的,但自从他垫钱之后,情形有了微妙的改变。一日亲戚来乡里赶场,背了50多斤的土豆送来。更重要的是,亲戚家的孩子从此坚持读书,后来找到了工作。“这12元钱价值很大。”勒勒曲尔说。
让他惊喜的是,这些年来,类似的“钉子户”越来越少。当年拿木板要打老师的勒勒父亲,早将此事视作笑谈。一年家里苹果树遭雪害,他把仅剩的两个苹果反复叮咛着让勒勒曲尔给老师送去。待到1996年,勒勒曲尔工作后还乡,带了糖、大米和鸡蛋。而儿时一起玩摔跤的同龄人已满脸皱纹,他们看勒勒曲尔的目光中不乏羡慕。从那时起,补各洛呷村里便开始争着把孩子往村小送,连3岁娃都被赶着去读书。
勒勒曲尔曾在昭觉县多个乡村片区任教办主任,在他的印象中,2008年前后是个观念转折点。
此前,他最烦恼的是“控辍保学”,每个月总有一两次不得不下乡“对付”家长们。可从2008年起,几乎没听说过“不读书罚款”的事了。到2012年他调到县城的工农兵小学当校长时,每学期开学他都要关机,否则就有接不完的电话,都是昭觉县各地乃至外县的家长们打来的,托门路要让孩子上学。
昭觉县教育和科学技术知识产权局局长安理达也是从凉山的村庄里走出来的。他说起老家盐源县大河乡农村,妹妹家的外墙上满是奖状与“标语”,奖状是家里3个孩子的,比比谁拿得多;“标语”则是用粉笔与碳棒写的“读书才能改变命运”等语句,汉字、彝文都有。安理达还提起,在昭觉县民族中学附近的村庄里,农民们搭建起不少房子供出租,租客大多是外来求学的家庭,县城里俨然有了“学区房”。
与“不上学就罚款”相比,情况怎就反转了?
记者寻访多位当地“老法师”,他们不约而同总结出以下两点:一方面是安理达、吉克拉体、勒勒曲尔等人走出村庄,起了示范;更关键的,或许与2008年前后昭觉县较大规模的外出打工潮有关——大凉山深处,实际上土壤未必贫瘠,即便是那“悬崖村”上,村民们说地里种什么长什么,而且产量高,尤其花椒和核桃树,收益不错,反而是下了山就得四处讨生活。他们曾经不愿出门打工,一些彝族群众甚至认为“打工就是给人当奴隶”。
勒勒曲尔记得,上世纪90年代后期,故乡的乡村才出现集市,村民才能拿自家种的、养的农副产品换点钱。在此之前,村民养了鸡,要翻过铁路与公路,到邻近的城镇销售……与东部大多数农村相比,昭觉县的外出打工潮出现得很晚,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昭觉人的观念。勒勒曲尔感慨,从某种程度看,外出打工是一所“庞大的学校”——曾有凉山人打工存了钱,却因不识字而不会汇款回家,不得不买烟求人帮忙,却被人骗,一下子把辛苦钱糟蹋了。类似“吃亏”案例,不少凉山人都能说出一二。
改变一代人
外出打工改变了观念,也改变了凉山深处的生活。
莫色布且说,“悬崖村”近年有了电和网络,多少年来全村只有一台电视的局面也被打破了。不少村民有了手机,莫色布且在父亲与堂哥们的手机上,看到了“悬崖村”的新闻。父亲与堂兄因为能健步上下“天梯”,常去给外来人带路。父亲能听懂普通话,可讲得不好,但他爱看记者们通过手机发来的视频新闻。他们知道县里有计划,让“悬崖村”及周边大山发展旅游,他们期待能因此成为有着不错收入的向导。
莫色爸爸近些年也出去打工。他愿意走出“悬崖村”,也是为了孩子:莫色布且与弟弟妹妹们都要上学,虽然学杂费已免,但还是要交住宿费与伙食费。吉克拉体数十年前走过的山路,现今依旧遥远,但有了小面包车,单程40元可以送到“悬崖村”山下。
近年来四川省在民族地区实行15年免费教育,在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和中职教育的基础上,全面免除多个民族自治县(市)公办幼儿园3年保教费和公办普通高中3年学费,并为所有普通高中在校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昭觉县民族中学与工农兵小学门口,上学放学时,能见到不少学生。
提及学费,勒勒曲尔偶尔会与学生们分享自己刻骨铭心的一段求学经历——他读书到小学四年级时,因为成绩好被选去县城的工农兵小学读书,可学费差5元。那日他母亲一早外出借钱,很晚还没回来,勒勒曲尔心下不安,后来母亲在黑暗中拄着树枝,一瘸一拐地回家。原来,母亲为了借钱走得太远,那边的狗不认识她,把她咬伤了。父亲第二天出门继续借钱,走到17公里外的另一个乡,用了一天才借到10元,勒勒曲尔总算不用辍学。母亲受伤卧床的那一夜,勒勒曲尔独自跑到森林里痛哭,用小手捶地,暗发誓言:一定要读书出头,报答父母。哭完之后回家,他“傻吃”了很多饭,恨不得明天就去学校抱着很多书看。他跪在母亲床前说:“妈妈,熬过这一关,我以后加倍回报你……”每每讲到此处,勒勒曲尔泛泪,台下的学生们也跟着哭。
“教育才是凉山孩子翻身的本钱。”勒勒曲尔说,这些年他一直在“还债”。当年家里只供了他一人读书,姐姐、妹妹、弟弟大多辍学,如今他张罗着给家人租房子、找工作,把侄儿侄女们都带到县城上学。他相信,改变这批孩子的命运,未来会改变姐妹、弟弟的命运。勒勒曲尔在比尔乡工作时,曾历经一番努力把自己的母校,那间曾是茅草屋的山间村小搬到公路旁,以方便更多孩子上学。
吉克拉体自豪于昭觉县率先实施“一村一幼”,村里只要能集中10位以上的孩子,就能争取办免费的幼教点,用大约2000元月工资聘请临时辅导员。目前昭觉县约271个村,有278个幼教点,并还在增加中。由于这免费的学前教育,不少农村彝族娃娃能在上小学前学一点普通话。别小看这“一点”,已经能让昭觉各乡村小学低年级的成绩,连续数年以两位数上升。
至于他的母校,“悬崖村”的小学如今更好了。前段时间,记者们都往那去。有昭觉县的干部说笑,一次下乡工作,往“悬崖村”的路上遇到4批记者。他劝记者们,去别的村庄看看吧。他有请记者们四处看看的自信——昭觉县的不少深山村庄里,最漂亮的建筑物便是幼教点与学校。一处村舍外墙上有条标语:“从改变一代人、培养一代人的高度抓脱贫攻坚。”
莫色布且的弟弟妹妹们,都在“悬崖村”上的幼教点待过,下山时便能讲普通话。莫色布且的父辈们相信,孩子们将来能去更远的地方。
莫色布且已去过西昌市。那次是随着学校篮球队去比赛,虽然没机会进城闲逛,可他在车上看到那城市里的楼房,“和我们这里不一样”。他的眼神中,满是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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