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儿童保护青年领导力研讨会在京开幕

首先，中心主任佟丽华就致诚公益的历史进行简短的介绍。他提及，自1999年至今，中心在儿童保护领域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是中国最大的为儿童提供公益法律服务的组织。他特别强调, 在当今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儿童权利倡导者之间必须建立一个全球合作网络,这与今年研讨会的主题——建立全球最具有活力的儿童交流与合作平台相呼应。

随后，在与会人员的引导下，进行了破冰活动，帮助大家尽快熟悉接下来14天的搭档伙伴，现场氛围十分热烈。短暂的茶歇过后，每位参会者与向大家分享了各自组织的”最佳经验”。

来自印度的Deepika Murail律师在印度本地获得了她的法律硕士学位，并拥有英国的工作经验，她主要谈及儿童虐待和家庭暴力的问题。在印度无论贫富儿童虐待都是最为常见的问题，而来自贫困家庭，缺乏良好教育的孩子无疑是最脆弱的。她所在的组织为政府提供咨询和立法建议以减少儿童虐待，为儿童虐待的受害者做法律辩护，并号召更多的律师关注这个儿童领域。她说，“我们的目标是影响印度的政策制定从而达到真正的争议，对于受虐待的儿童，我们还能做更多。”

第二位发言者Vu Ngoc Binh曾经4次到访中国，身为儿童权利和儿童保护领域的高级咨询师，他认为非政府间组织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所在的组织不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从筹款到服务完全依靠志愿；解决贩卖儿童问题，保障儿童最低生活条件是其工作中重要的方面。”本地的问题还需要本地的组织来解决”，vu先生说，“我们已经进行了良好的法律实践。”

来自中南美洲腹地赞比亚的Bestone Banda出身新闻专业，拥有广播和记者的背景的他已经在志愿组织工作17年了。1996年，他和他的同伴产生投身于儿童保护领域的想法，于是他说，为什么不建一个专门的组织呢？现在，已经有250余个组织横跨全国，深入赞比亚的每一个地方。童婚问题在赞比亚已经引起政府的关注，他们曾经举行宣传活动专注解决童婚。新闻专业的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电视和广播中进行宣传，充分重视信息共享和信息查阅。他们也和教育部门、法律部门合作，经过不懈的努力，孩子们的所处的法律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坦桑尼亚的律师Nshimirimana Jacques处在一个17个组织共同联盟的儿童保护机构，如今他正关注如何在组织间构建更好的联系网络。去年他们刚刚举办了抗议非法贩卖儿童的运动。“我们推动政府制定法律来保护儿童”，Jacques提到，“我们同时为多样化的儿童案件提供法律帮助”。目前，已经有4个国家在共同协议下工作，而下一步，他们放眼于坦桑尼亚和坎昆。

在分享了各自精彩的经验之后，与会者也提出了针对性的问题并作出了自己的反馈。Deepika Murali女士就帮助被指控的犯罪者也可能是儿童的问题作出了精彩的回应。Murali女士提到，其所在组织往往更多专注的是对受害者的保护；而对被指控的犯罪者的行为性质，他们不好做针对性的是非判断。她认为，事实上被指控者往往有能力雇佣高级的私人律师，受害者则只有公益律师的帮助，这些公益律师往往面临着过度工作的压力。在印度普通法系统下，施害者不需要证明其无罪，受害者承担者证明其有罪的举证责任。

她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赔偿，这些受害者往往来自最偏远的村庄、最贫穷的人家。2012年的儿童保护法令中提出这些处于劣势的人们应当有赔偿。现今的标准是每人17美元，对于真正需要的人士，这是远远不够的。令人震惊的是，在数不清的需求下，这些基金尚未使用到正确的地方上，只有少于10%的基金真正的用于案件之上。

其他与会者积极也积极对此提出自己的观点，为大家提供了诸多思考角度和反思。

来自蒙古的Bolortsetseg女士首先介绍了蒙古的基本概况。她所在的组织建立了一个线上培训平台，以培训负有儿童保护责任的相关人。在活动的开展中，她们遇到了一些挑战，例如儿童保护法的不健全、参与者缺乏专业训练，以及国家儿童保护体系的极度混乱等。同时，蒙古也有国家级、省级的“儿童权利委员会”以及“家庭、儿童和青年发展机构”。这些组织的优势在于，它们具有灵活性、容易建立；弊端在于它们与法律相冲突，16岁以下的儿童将被推迟进入监狱服刑的时间。

Maxim Murungweni来自津巴布韦，他表示，所有人的目标应该是将各个组织机构聚集在一起，从而能够共同发声。Maxim所在的组织（ZNCWC）与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合作，在大学中开设相关课程。至今，在津巴布韦全国，他们已经拥有250名成员。这些机构将进行相关研究，ZNCWC则将研究成果初步运用于实践。然而，在津巴布韦建立一个上述的非政府组织过于昂贵。Maxim和他的同事面临许多挑战，例如童工问题和儿童辍学问题。

Kiiya来自坦桑尼亚，他在C-Sema组织中进行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Kiiya已经在儿童保护相关领域工作15年，为了促进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交流，并给予孩子自由表达想法和愿望的机会，Kiiya开始接触C-Sema组织。Kiiya讲述了一个强奸后受害者怀孕的悲惨故事。但是在社会组织和家人的帮助下，这位受害者得以重返学校并开始新的生活。

Yego女士来自肯尼亚，她在政府的儿童部门工作。儿童服务部门（DSC）中有儿童保护官员参加所有的儿童事务，所有的相关案件都必须向这些儿童保护官员报告，以便于他们能够及时介入相关案件。同时Yego女士分享了DSC的成功的实践经验。

Sok Phay Sean来自柬埔寨，他所在的机构（CHC）提供免费的24小时电话咨询服务。在柬埔寨，每个月有1400万儿童需要志愿者的帮助。该机构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受众是具有各种问题的儿童和青少年，且是该地区唯一提供免费、长期情感支持服务的机构。

Mariya Brestnichka女士来自保加利亚，她首先对保加利亚的现实情况进行简短的介绍。在保加利亚，贫困、高夭折率、遗弃和辍学对于儿童来说并不罕见。Mariya女士介绍了自己的组织：全国儿童网络。该组织由140个民间社会组织联盟而成，与全国各地的儿童和家庭共同工作。他们希望在社会中，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家庭，享受生活和发展的机会。儿童的权利和福利也应该得到保障。

来自希腊的Stavros Milionis对其组织的活动领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工作，例如会议、网络、研讨会以及志愿活动等等，并且成功地与许多相关组织建立起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韩国的Jinhye Lee律师特别关注的是移民问题。在韩国，未经登记的移民儿童是难以得到任何保障的。她向参会者分享了许多特别的故事。比如，韩国一些城市中的孩子，由于经济原因，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了而被送到一种名为“小组之家”的机构中，该机构的条件算不上优良，但至少是这些孩子的一个归处。此外，还有“不存在的孩子”，是指一些移民后裔未经登记的孩子，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生活风险。因此，Jinhye Lee律师所在的组织，一直积极推动政府部门加强相关工作。

坦桑尼亚的Sabrina Majikata 女士认为，比起给予贫困家庭资金帮助，教授他们合理预算的方法更为重要。比如当地社区组织参与、良好的家庭环境营造以及对父亲角色的重视。她强调，父亲的家庭参与被视为儿童发展重要的环节。

Lopamudra Mullick则是从预防的角度出发，观点独具特色的。其认为，儿童问题的不同方面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结构，究其根本——男女不平等，家庭因素的缺失等是儿童虐待的深层原因。与其从事后保护孩子，关注预防措施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此外，来自俄罗斯的Mayya Rusakova、尼泊尔的Sagar Bhandari等人亦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儿童保护问题提出了新颖见解，结合本国特色，给全体与会人员以新的感触和收获。

在Q&A环节过后，全球儿童保护青年领导力研讨会第一期至此告一段落，期待明天更多精彩的思维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