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儿童保护女公益律师专访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是中国第一家专业律师成立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机构。过去20多年，中心在中国儿童保护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希望为全球儿童保护事业贡献力量，其中一个想法就是培养专业的“儿童保护公益律师”，这个项目的背景也是北京中心在中国推动儿童保护事业所积累的经验。专业的儿童保护公益律师不仅可以办理案件、向社会普及宣传法律，推动、协调更多律师利用业余时间志愿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还可以推动和参与立法和政策改革。为此，北京中心于2004年在全国15个省开辟了“一个专职儿童保护公益律师影响一个省”的项目，中心支持15个专职儿童保护公益律师，他们成为所在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的助理，全面参与所在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可以说，当时这个项目是非常成功的，目前江苏的李晓霞、安徽的姚伟耀都是当时参与这个项目的律师，她/他们目前在所在省未成年人保护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基于我们参与这个领域的认识和经验，我们决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动专业的“儿童保护公益律师”项目，希望这些律师为推动所在国未成年人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引领作用。2019年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中心合作，在肯尼亚开启了这个项目。乔伊-卡通格女士成为项目支持的第一名海外“儿童保护公益律师”，一年后阿里巴巴退出了该项目，北京中心继续支持该项目的发展。可以说，项目是非常成功的，作为律师，乔伊-卡通乔伊正在快速成长，也正在推动肯尼亚儿童保护事业发展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2021年9月，北京中心开启了 “国际儿童保护公益律师” 项目，这个项目不再为儿童保护公益律师支持工资，而是为已经从事儿童保护的公益律师提供奖励性的津贴，项目在八个国家支持了12名儿童保护公益律师。乔伊-卡通格女士成长为项目的协调员。
乔伊-卡通格女士是肯尼亚高等法院的一名律师，在儿童保护领域已有9年的工作经验。她目前是肯尼亚儿童权利促进联合会（KAACR）的法律官员，主要负责儿童权利倡导、为儿童提供法律援助、为不同的受众进行法律培训、参与法律政策及立法的制定和审查。乔伊负责实施了”她领导 “等多个项目，并完成很多研究课题。在加入儿童权利促进联合会之前，乔伊在肯尼亚儿童热线担任法律官员，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法律支持。她开发并成功运用一套培训框架进行儿童保护法律培训，并在目标县实现了帮助热线与公益法律服务的连接。乔伊女士获得肯雅塔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和肯尼亚法学院的研究生文凭（律师培训课程），她是肯尼亚在线儿童保护技术工作组和失踪儿童技术工作组的核心成员，也是肯尼亚法律协会内罗毕分会公益诉讼和法律援助委员会的召集人。
近日，乔伊女士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和我们分享了她的成长经历、父母在对她性格塑造和职业发展中的作用、一名受人景仰的女律师是如何开始儿童权利保护事业等生动的故事。乔伊还通过她的专业视角分析了肯尼亚儿童保护取得的进步和面临的挑战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其中的独特作用。乔伊还和我们分享了参加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和研究中心合作项目对她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改变，并提出未来在儿童权利保护与中心继续合作和学习的期望。现将专访全文分享如下！
1. 您能给我们谈谈您的家庭吗？父母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我父母生了三个孩子，我是长女，现在是肯尼亚高等法院的一名律师。我有一个弟弟在经商。我父亲是肯尼亚国家统计局的制图师。我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在周末带我们去他的办公室，让我们感受一下白领工作的环境，还教我们如何解读他绘制的地图。在我上大学之前，母亲一直是全职妈妈，现在我们姐弟三人都已经上了大学，她也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开始尝试做生意了。
我相信我父母对我学习的重视和支持，特别是对我喜欢和擅长的学习领域的重视和支持，是他们在塑造我的职业生涯中发挥的第一个作用。在小学阶段，他们通过我的学业鼓励我，并支持我参加课外活动，如辩论俱乐部、童子军甚至体育活动。我的学习成绩优异，成为我们学校的第一名女生，总成绩排名第三。优异的成绩使我在享有盛名的州议会女子中学获得了一席之地。我的父母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在高中阶段，他们指导我选择能激发我兴趣的科目。当我进入大学时，我非常明确自己想学法律，我的父母不仅在经济上支持我，还指导我毕业后选择单位，并帮助我申请实习、临床实习，甚至司法实习。他们的支持并没有结束，他们又全额支付了我在肯尼亚法学院攻读法律研究生文凭的费用，并在那里见证了我在2016年3月31日获得律师资格！他们与我一起走过了这段旅程。
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像导师一样指导我，后来还给我职业上的指导，我将永远感激他们。受他们影响，我对我身边每一个热衷于追求相同事业的年轻人给与指导。导师精神激发了激情。
2. 您生活的社区是什么样的?在这里或其他地方，您是否经历过、听到过或目睹过什么事情从而在您心中播下了日后学习法律的种子?
我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郊区长大，我们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我想说我们从不缺乏基本的东西。在我成长的社区里，惩戒孩子是成年人的集体责任。你必须正确行事，因为有人会在某个地方盯着你，行为不端会让你挨打，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口号：“不要做一只眼睛的仆人”。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改变，管教孩子是父母的唯一责任，而不一定是社会的责任。以任何方式管教别人的孩子，都被视为介入了另一个家庭的空间，这实际上可能会使你陷入法律纠纷。
在这个口号的影响下，我学会了在家庭、学校、教会等所有地方遵守规则和条例。我懂得了，作为一个孩子，你的权利实际上是受到法律、文化、甚至教会教义保护的。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积极学习儿童所享有的权利，但同时却会受到老师的体罚。每次我在学校被老师打了，我总是心怀不满地回家告诉我的父母，尤其是告诉我父亲。他从来没有用藤条惩罚过我们。记得有一次，在下午的数学课上，我因为同桌的错误而挨打。不管我怎么努力想要解释说服老师，他还是继续用藤条打我。像往常一样，我回到家后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第二天早上，他护送我到学校，要求和那位打我的老师坐下来谈谈。每个人都说了自己的看法，我的几个同学也被叫去说了他们的看法。最后我赢得了我的第一个案子！那位老师被学校解雇了，体罚也被学校禁止了。但是不好的一面是，我受到了学校其他老师的嫌弃，但我父亲不断地安慰我，让我确信我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这点燃了我内心的火焰，我想看到改变，我想为所有的孩子发声，即使那些孩子看起来并不像我这么有困扰，因为我就读于该地区最好的私立小学之一。
3. 您大学刚毕业就当律师了吗?肯尼亚女律师的数量有多少?她们的社会地位如何?
是的，我毕业后立即成为一名律师，并继续在肯尼亚法学院参加律师培训项目，在那里我获得了研究生文凭。2016年获得执业律师资格，成为执业律师。在肯尼亚，一旦你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就会成为一名律师，然后继续攻读法学研究生文凭，通过后就可以申请成为肯尼亚高等法院的律师，这意味着你现在可以执业了。
在肯尼亚，作为一名女律师是令人敬重的，她们受人尊重。大约有10,000名执业女律师，肯尼亚有女律师联合会，这是一个非营利、无党派和非政府的女律师会员组织，致力于建立一个对妇女和女童没有任何形式歧视的社会。
4. 是什么让您如此关注儿童权利的保护，并决定将它作为您的长期职业？
我在肯尼亚儿童热线－－116的实习经历让我认识到，我有机会去帮助儿童并给他们带来变化，这一直是我努力的动力。在我实习期间，帮助热线没有法律顾问，所有接到的法律案件都被移交给其他机构处理。而恰好我在大学法律系选修过儿童与法律课程，我就有了和大家分享我专业知识的机会。我为求助热线提供了工时，因为这不仅非常有意义，而且也是一个成长和提高自己技能的机会。在我获得律师资格时，我已经建立了一个为受虐待儿童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律师数据库。在肯尼亚，儿童保护领域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它不像其他法律领域那样能给律师带来一定的收益，所以律师也不愿承接这类案件。对我来说，帮助弱势群体不仅能让我获得成就感，而且能给我所帮助的儿童的生活带来改变。作为一个职业，儿童保护是非常多样化的，甚至有一些新兴的领域，新进的律师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加入肯尼亚儿童权利促进联合会（KAACR)后，我开始开展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项目，我更加坚信自己确实适合从事儿童保护工作。在加入KAACR的近三年时间里，我深刻地认识到，除了为儿童提供直接服务外，我还可以通过政策和宣传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段经历让我受益匪浅，也让我对儿童保护这个大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获得了技能和知识，并在我的实践社区建立了网络，这使我确信儿童保护是我要追求的目标。
5. 您还记得您处理的第一个儿童案件吗?这个案件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是的，我记得。那是一个7岁女孩被亲生父亲性虐待的案件。女孩的父亲和母亲关系不好，她的父亲在社区有一定的影响力，一直在阻挠对该案件进行起诉的所有努力。女孩的母亲希望为她讨回公道，当时女孩因为遭到父亲性侵受伤还在医院接受治疗。我开始在警察局进行跟踪调查，一个简单的修改指控表的行为挽救了局面。指控表上只提到了玷污未遂，但孩子的母亲提交了一份强奸后护理表，证实玷污行为的发生，后来的结果显示，犯罪者使女孩感染了艾滋病毒/艾滋病。
这个案件对我影响很大，当时我还没有成为一名执业律师，但我能够跟进这个案子并为起诉提供支持，最后我们胜诉了，女孩的父亲被判处终身监禁。这段经历让我认识到，从报案开始，就需要有效的案件管理，而且司法系统的每个人都需要对儿童保护问题有足够的敏感度。
6. 您曾在肯尼亚儿童热线担任法律项目官员，现在在肯尼亚儿童权利促进联合会（KAACR）工作，您为什么会选择非政府组织作为您在儿童权利方面的职业发展平台？
作为一名儿童保护领域的律师，其美妙之处在于，我能够为我所工作的组织以外的儿童提供法律支持。肯尼亚的很多儿童保护非政府组织都缺乏法律支持，大多数时候，我们KAACR收到来自很多非政府组织的要求提供支持。在为儿童寻求服务时，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为我提供了可信度，也为我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加入进来，为受虐待的儿童提供法律支持。此外，非政府组织还给了我机会学习和运用在研究和项目管理中获得的技能。KAACR还为我提供了参与国家和县级政策审查和改革的机会。在我看来，非政府组织在儿童保护领域能提供的职业发展的机会非常丰富。
7. 您参与或主持了许多与儿童权利保护相关的项目，从项目的可推广性和可持续性上来看，哪个项目是最成功的，它给您带来了的影响有哪些？
我可以担保的一个项目是关于在线儿童保护的项目，特别是关于在线儿童性剥削的项目。我在2018年在纳库鲁县开始实施该项目，目前已扩大到10多个县。由于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在全球的大流行，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被推到了数字领域，使得以前很多面对面的互动转移到了网络空间，其中包括教育和娱乐，而且这种情况将会一直持续。现在，儿童保护行动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扩大他们的儿童保护计划，并不断调整，以适应当前发生虐待儿童的环境。儿童长时间不受监督地使用互联网，导致儿童在线性虐待和性剥削的报告案件不断增加。成功起诉这些案件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司法系统内存在着因司法人员能力不足而造成的漏洞。过去，我就如何保障儿童的网络安全以及如何报告侵犯儿童的网络事件对各利益相关方进行了培训。肯尼亚政府和儿童保护界对这一领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计算机滥用和网络犯罪法》、《数据保护法》和《儿童在线性虐待和性剥削国家行动计划》的出台就是证明。如果《儿童法案》能获得通过成为法律，将确保儿童在线性虐待和性剥削下的罪行被纳入该法律规定。
在今后的类似项目中，我将有机会传授在这个主题上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我接受了非洲高级电信学院（AFRALTI）关于儿童在线保护和儿童使用数字移动电话的培训，接受了荷兰Terres des Hommes关于儿童在线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培训，接受了比勒陀利亚大学关于非洲数字时代隐私权的培训，我已经成为肯尼亚儿童在线保护方面经验丰富和最受推荐的律师。
8. 近年来，肯尼亚政府积极推动儿童权利保护，并批准了各种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文书。从您的经验和专业角度来看，肯尼亚在保护儿童权利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还面临哪些挑战？
在我看来，肯尼亚政府在儿童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010年通过的《肯尼亚宪法》就证明了这一点，其中第53条规定了儿童权利，第2条规定，国际法应成为肯尼亚法律的一部分。政府已经并仍在努力使现行法律与宪法规定保持一致，并有意将儿童保护条款纳入最近的立法和制定的直接影响儿童的各项政策中。
尽管政府有良好的意愿，但由于资源有限，这些法律的实施仍然是最大的挑战。第二个挑战是在影响儿童的领域，如在预算过程中，缺乏对儿童的优先考虑，在立法过程中缺乏儿童的参与。
9.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您认为非政府组织，特别是肯尼亚儿童权利促进联合会，作为一个在肯尼亚拥有200多个儿童保护成员机构的全国性平台，在开展儿童权利合作和信息交流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
肯尼亚儿童权利促进联合会积极跟踪监督肯尼亚县、国家和国际儿童权利文书的实施和本地化情况，以确保儿童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确保征求和吸纳儿童的意见和建议。
如上所述，由于资源问题，法律的实施仍然是一个挑战。通过我们的网络和长期建立的伙伴关系，我们协调大家的资源作为对政府的努力和工作的补充，提高政府及社会对儿童权利的认知度和敏感度。
通过肯尼亚儿童权利促进联合会（KAACR）与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和研究中心的伙伴关系，我们现在对自己的法律专业能力充满信心，能够全面处理所有转交给我们的关于儿童保护的问题。我们已经开始学习和复制中心在中国的成功经验，协调肯尼亚全国的律师，这意味着我们正在以最小的成本为儿童创造影响。
我们已经能够通过在不同领域使用技术手段来继续儿童保护工作，特别是因为疫情期间实行全面封锁的情况下，我们通过举办网络研讨会，向公众宣传儿童保护的各个方面，提高他们的意识和敏感度；我们还利用我们的虚拟会议平台支持成员组织，使他们能够在封锁期间继续工作；我们设法让在儿童保护部门工作的人员在公报上公布为基本服务人员；通过加入失踪儿童技术工作组和儿童在线保护工作组，我们继续为儿童服务部门提供专业支持。
10. 保护儿童权利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国际和地区合作。为此，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具活力的全球平台。在过去的一年里，您与中心合作开展项目并参加了一些国际会议。这是您第一次与中国的社会组织合作吗？与中心的合作给您带来什么影响和变化？对未来的合作有什么期待？
这是我第一次与中国的社会组织合作，这种经历非常好，我学到了非常多。而且经过中心的指导，今天我已成长为儿童保护领域的专家。
- 了解中国的最佳实践，特别是与律师协会合作以确保儿童有律师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模式。这种模式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方法，因为最初，我们工作的所有努力都依靠我自己的网络和KAACR的网络。而现在，正是在这一模式的启发和从中心学到的知识的帮助下，我开始在工作中推行这种实践，确保儿童案件不会在没有律师代理的情况下进入法庭。
- 通过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我认识到在所有领域倡导儿童保护的必要性。在实施阿里巴巴资助项目的第一年，我得到两点深刻体会：一是我认识到与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的必要性; 二是我认识到儿童保护问题其实是一个跨领域的问题。
- 这次合作为我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将志同道合的法律从业人员召集在一起，为儿童提供法律援助。这使我通过动员他们组成一个网络，并通过肯尼亚法律协会召集法律援助和公共利益委员会这一行动得以实现。通过该委员会，我们已经能向儿童及其家庭开展法律意识提高和律师服务的工作。
- 中心组织的网络研讨会也很有洞察力，给了我和中心在其他国家的合作伙伴学习的机会，也让我有机会向其他参会者分享肯尼亚的儿童保护情况。
随着这个项目的快速扩大和合作伙伴的增多，我期待能有一个项目得到资助，这样才能保证没有儿童因缺乏法律支持而被剥夺正义。其次，我期待能向别的国家介绍我们在肯尼亚的成功经验，并帮助他们复制或者效仿我们的实践，将儿童权利保护扩大到区域层面。感谢中心给我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使我能够在区域甚至全球层面谈儿童保护问题，更需要感谢的是我有幸成为中心2021年“国际儿童保护公益律师”项目的协调人，协调和指导来自八个国家的公益律师成为各自国家的儿童保护公益律师。
最后，我期待着向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和研究中心的专家学习，希望有机会访问中国，接受能力建设培训，体验和学习中国的制度，并将我所观察、学习到的根据肯尼亚的情况进行实践，甚至在国际儿童保护公益律师项目下的成员国家进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