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性犯罪与儿童受害人——从N号房间案看韩国法律的不足

在韩国，网络性犯罪并非“新事物”，政府对此也并非不知情。只是在完善法律体系、保护受害人方面，政府一直表现得比较消极。根据韩国的《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受性侵害法》，提供性交易的儿童被归类为“目标儿童和青少年”，会受到少年法上的保护性处分。他们也无权获得公职律师或者“性暴力受害人中心”的帮助。然而，据当局称，韩国政府为预防“再犯”，似乎无意废除这种“保护性处分”。这其中的部分是因为除了这种基本等同于监禁或剥夺自由的“保护处分”之外，在当前体系中没有其他为受害人提供支持的措施了。为此，卖淫案中的儿童和青少年不敢谈论他们受到的伤害，也不敢去寻求法律援助。因为根据现有法律，一旦声张，他们很可能会被送往少年拘留中心。而施害者也正利用这一点来威胁或者勒索受害人，让他们不敢报案。如此，性侵害犯罪也经常因此被压制或掩盖。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明确规定，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卖淫是对儿童的性剥削，他们是“购买性服务”犯罪的受害者。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在对韩国《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履约报告第5次和第6次的审议期间，敦促韩国政府修订《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受性侵害法》，并且将参与卖淫的儿童排除在“被起诉对象”之外。针对韩国政府的这种消极态度，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建议：“性交易和性虐待中涉及到的所有儿童均应被视为受害者，而不是罪犯，应为他们提供支持服务和法律援助，帮助他们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己权益，包括获得赔偿和补救措施”。

在韩国，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可以处罚另一种常见的性侵害—色情目的的性引诱，即施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先建立起一种信任或情感依附关系，然后施害人利用受害人的信任与其建立性关系，并且通过威胁、安抚等手段对被害人进行控制。政府对惩罚“色情引诱”类的性犯罪行为的消极态度也源于“目标儿童”与“受害儿童”之间的区别。这意味着在这类案件中，犯罪是不成立的，因为“目标儿童”自己给施害人提供了犯罪动机，而且他们也不值得像受害人那样，获得帮助。

与韩国不同的是，2017年4月英国立法机关就通过法律，对初期阶段的“色情目的的引诱”进行惩罚；在美国，无缘无故地赠予孩子的礼物或未经父母同意与孩子见面的人会受到惩罚，因为这被认为是可能进一步导致对儿童实施性犯罪的危险的行为。

在韩国，未成年人的性承诺年龄为13岁。这意味着，如果受害人是未满13岁的未成年人，即使没有暴力或威胁，仍可以以“法定强奸罪”起诉施害人；但是，如果未成年人为13岁以上的，除非能够证明发生性关系时存在“强迫”等因素，否则施害人是不构成犯罪的。2019年，在《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受性犯罪法》修订版中，增加了一个新条款来惩罚利用受害人处于“贫困’”等弱势或有需求的地位，与年龄在13-16岁之间的儿童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但是，法律对“贫困境地”的定义是非常模糊的。而且，要证明被害人“经济困难”也是一个问题。而且此处将年龄的上限定在16周岁而不是18周岁，也引发很多批评。

Telegram案被爆出后，各种与此案有关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 如对线上性剥削的运营者和用户的惩罚太轻，交易数量惊人地高，向公众公开用户的个人信息的必要性等。更重要的是，不应该忽视对处于危险中的儿童和青少年的发现与甄别，并寻求支持性的解决方案来保护他们。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更多地听到受害儿童的声音。